【INDEX News 李浩宇】
台灣服務業長期陷入產值與就業結構性失衡，引發制度改革與「荷蘭病」危機隱憂。本文從歷史演變、產業轉型、政府政策與經濟理論深入剖析，提供未來制度調整方向與長遠建議。過去四十年，台灣服務業產值快速擴張，已成為國家經濟主軸；但就業與薪資未同步提升，明顯呈現結構性失衡現象。本文將解析這一困境的歷史脈絡與制度根源，並探討所謂「荷蘭病」效應是否已悄然浮現，以及政府與央行如何調控，為未來改革提供理論與實務建議。
歷史階段：由三業四化到後工業化的制度轉型
服務業崛起背後的政策背景
1970－1990年代，「三業四化」政策成功將台灣由農業與輕工業經濟推向製造業與出口主導；進入2000年代後，全球化與自由化趨勢帶動服務業占比快速攀升。然而，原先「製造拼經濟，服務保就業」的雙軌模式，未未能同步制度調整與深化導致產值與就業結構不匹配。
台灣後工業階段下的結構性缺口
根據中華經濟研究院研究，台灣1981–2005年服務業的產值與就業缺口持續存在，後工業化並未帶動足夠高附加價值的服務業崛起，形成“政經錯配”。
經濟理論視角：荷蘭病的隱憂與科技霸主效應
半導體與高科技出口強勢崛起，外部憂心台灣可能步入所謂的「荷蘭病」境地：熱錢湧入推升匯率，削弱其他產業競爭力。學者指出科技業過度集中導致資源與勞力流失至高科技領域，進一步加深服務業衰退風險。儘管央行強調情形尚在可控範圍內，但仍提醒政府注意調節機制。
制度障礙：薪資與法規雙重扭曲
政策監管到位卻僵化，造成服務業人力不足且薪資停滯。中經院專家王健全提出，過度管制、不夠靈活的勞動法規讓服務業難以提高附加價值、吸引人才，成為長期結構性問題。此外，區域城鄉基礎建設不平衡，放大勞動力配置失衡。
政府與央行的角色：反應與策略調整
中央銀行、經濟部逐步回應這些失衡問題。央行正觀察產業結構變化，並提到雖仍在安全區，但仍須警覺壓力來源；經濟部則推動服務業升級、法規鬆綁及跨部會協調。但目前措施多為散點式、尚未形成完整制度改革策略。
回首產業政策演變，服務業失衡是制度設計未能同步陪跑的後果。未來，台灣仍需強化服務業數位轉型、推動法規革新、提升人力資本以提升附加價值率，同時建立跨部會長期監測機制，避免科技紅利造成二次失衡。政策不應再只是暫時填補缺口，而需借鏡其他後工業國家之成功制度，形成具台灣特色之深層改革方案。
